摘要:知識是文化的具象化存在，是介乎文化與語言之間的思想物質。本質上講，翻譯是跨語際/文化知識管理、轉移和轉化的過程。學界致力于多路徑的探索，從本體論、價值論、方法論等基點出發(fā)，試圖揭示翻譯的本源，對翻譯現(xiàn)象和問題進行多維度的指向性表征，但似乎未對其實質給予認識本源上的廓清和解釋。從認識論或認知起點出發(fā)，厘清翻譯概念，接近翻譯活動本質，是構建知識翻譯學的一個可行路徑。依照知識增殖鏈條上的信息、知識、智慧三個關鍵點，我們可以將翻譯領域的知識轉化簡約為仿造、改造和創(chuàng)造三種模式，將韋努蒂提出的異化/歸化策略加以改進和細化，不僅能將翻譯研究聚合化，而且有助于指導具體的翻譯實踐活動。
關鍵詞:知識翻譯；轉化模式；知識翻譯學
1. 引言
近年來，隨著大數(shù)據(jù)、云計算和人工智能技術的廣泛應用，全球進入知識跨國快速流動、匯聚和雜糅的新時代。各種地方性、區(qū)域性知識的交融聚合和多向傳播，衍生出新的知識形態(tài)， 從根本上“賦予了翻譯加工、重構和再傳播的情境化和相對性……成為翻譯實踐和研究的普遍語法”（楊楓 2021a：2），為世界普適性知識和智慧的再發(fā)現(xiàn)注入力量。而知識的廣泛傳播，始終離不開翻譯的加持和協(xié)助，它在不同文化、不同知識、不同語言的交換和互動中，發(fā)揮著中介、紐帶、橋梁、黏合劑、轉化器等關鍵作用。從歷史看，翻譯不僅在共時維度上促進知識在不同文化系統(tǒng)之間的互動和融合，而且它還助力同一文化系統(tǒng)內知識在歷時維度上的傳承和衍變，促進共同知識的創(chuàng)造；從現(xiàn)實看，翻譯不僅溝通不同語言（或文化）群體之間的信息，而且是全球實現(xiàn)知識共享、形成信息社會的中介環(huán)節(jié)；從更深遠的意義上看，翻譯承擔著知識管理、信息過濾、系統(tǒng)控制的職能，是維護世界知識系統(tǒng)多樣性的神經紐帶;同時，它又服務于一個國家的語言戰(zhàn)略和規(guī)劃，是提升國家軟實力的核心要素。因此，從知識維度走近翻譯，進入翻譯，可能更能揭示翻譯的本質。
2. 翻譯研究的知識觀
概念界定，是一切研究的理論起點。缺乏對翻譯概念的基本定義，就無法開展對翻譯現(xiàn)象和問題的深層論述。譯學界對翻譯的界定已不下百種，皆從獨特視角出發(fā)對翻譯的本質進行學理上的圈定和闡釋，衍生出豐富的翻譯知識和成果，對后續(xù)的研究打下基礎。翻譯，始于語言，終于語言，攜帶源語的文化價值，將其外顯化。我們若剝開語言的外殼，就會發(fā)現(xiàn)其承載的內容更多的是知識，以多樣的面貌出現(xiàn)在思想場域中。通常來講，知識是信息的系統(tǒng)化和組織化的集中體現(xiàn)，“是經過驗證的真實信念”（Gettier 1963: 121-123）。譯者在對文本信息和知識進行綜合、提煉與轉換的基礎上，獲得翻譯經驗、理解和判斷。知識也可以被理解為是特定領域文化的具象化存在，介乎于文化與語言之間，具有真實性、物質性、系統(tǒng)性和合理性等特征。作為知識生產、流通和延伸的催化劑，翻譯是知識的“守門人”。
而Translation一詞在管理學領域多被譯為“轉化”一詞。探討知識翻譯或轉換現(xiàn)象，最早出現(xiàn)也在知識管理研究領域，學者們大多關注組織、機構、企業(yè)、部門等之間的知識生產、知識管理、知識轉移和知識產權保護等諸多問題（如Holden & Kortzfleisch 2004; Kayes et al. 2005; Polanyi 2005; Cranefield & Yoong 2007; Zhong & Chin 2015; Wæraas & Nielsen 2016）。“知識翻譯”一詞近十年來才逐漸進入學人的視野，引起學者們的重點關注，從知識與翻譯的關系、知識管理與轉化、知識翻譯的重要性、知識維度的翻譯研究以及知識翻譯學的研究范疇等方面探討翻譯，逐步進入翻譯的知識場域，知識翻譯學綱目逐步清晰，為未來該學科的發(fā)展奠定認識論基礎（如李瑞林 2015；張生祥 2016、2020；許鈞 2017；藍紅軍 2020；楊楓 2021a、2021b；李瑞林 2022；覃江華 2022；龐秀成 2022等）。
從知識的進路來看待翻譯，我們會發(fā)現(xiàn)，翻譯是不同語言和文化之間的知識管理、轉移和轉化的過程（張生祥 2016; 覃江華 2022）。在這一過程中，譯者在特定的“上下文語境、情景語境和文化語境” （Halliday & Hasan 1985）下，遵守一定的翻譯基準或原則，采取適當?shù)牟呗�、方法和技巧，實現(xiàn)個體、集體和文本知識從源文本到目的語文本，或從源文化到目的語文化的管理和轉化。比如特定領域知識（domain knowledge）如何實現(xiàn)跨語際、跨組織、跨文化的生產、準入、流通、管理、轉換、轉化和接受，就是一種值得關注和研究的知識翻譯現(xiàn)象。而譯者則在這種跨語際知識轉換的過程中，提升自己對語言、文本、知識以及思維水平的理解，通過轉換、分析、體驗、判斷等多種手段，提升自己的認知水平，逐步實現(xiàn)從低階思維向高階思維的躍進，最終實現(xiàn)身份和地位的蛻變。
另外，從譯學的歷時發(fā)展與共時實踐中，我們可以看到知識在學科譜系中扮演著重要角色。從霍爾姆斯的譯學分類到今日中國對應用翻譯的日益重視，學界將翻譯分為純粹翻譯研究和應用翻譯研究，為譯學探索搭建可行的框架，但基于這一框架的譯學研究似乎沒有從認識論的本源上廓清翻譯的本質，重理論而輕實踐，雖具有高度自洽性，卻相互不很兼容。從認識論的角度或知識范疇的元理論去探究翻譯的本質，可能是一個可行的解決辦法，即翻譯的認識論起點。如此，我們可以將譯學分為知識翻譯的理論研究與領域研究，擺脫具體領域的理論與應用的二元對立困境，提高應用翻譯研究的學術地位，這樣豈不更易理解，并被學界接受？比如教育翻譯領域的理論研究與應用研究。
3. 翻譯是顯性知識與隱形知識的跨語際交互活動
如果說翻譯是促動人類知識共享的社會實踐，那么譯品則是翻譯過程中多種領域知識的共動、糅合和互構的結果，它是一種新的知識形態(tài)和呈現(xiàn)，與源文本知識一起塑造新的知識生態(tài)。在翻譯傳播過程中，譯者通過語言轉換的機制將源文本承載的知識與譯者個體知識、社會—文化知識一起融入整個知識生產過程中，并將其轉化為目的語形態(tài)的知識，與目的語文化中的相關領域的知識產生聯(lián)系，并促動新的知識形態(tài)的產生。為此，我們在具體的知識轉化實踐中還可以“將個體反思納入一種知識化程序，在翻譯教學和實踐中發(fā)揮作用”（龐秀成 2022: 77），提升譯者的整體認識水平。翻譯是世界知識生產、轉換和發(fā)展的孵化器。
楊楓（2021a: 2）指出：“翻譯是跨語言的知識加工、重構和再傳播的文化行為和社會實踐。”作為跨語際、跨領域和跨時空信息、知識和智慧的轉換者，譯者首先要學會管理好自己的知識和領域知識，并在翻譯實踐中不斷完善、優(yōu)化和涵化自己對翻譯的認識，其中最重要的環(huán)節(jié)就是還要對所掌握或習得的領域知識加以系統(tǒng)科學地分類、儲存和管理，優(yōu)秀的譯者一般也具有較高的知識管理水平，唯有如此，才能在技術操作階段成功調取知識、辨別知識、應用知識。
按照波蘭尼的說法，知識可以從兩個層面來理解，即顯性知識(articulate knowledge)和隱形或默會知識（tacit knowledge）。其中，隱形知識是“直觀的，無法用語言表達出來的知識”(Polanyi 2005)，它被儲存于人類大腦中且不易被提取或編碼；而顯性知識是可以用語言表達出來的并易于在個體之間傳播，它以各種外在形式表現(xiàn)出來，是所有能言說事實的載體。事實上，顯性知識遠不止如此。與隱形知識不同的是，人們可以很簡單地對顯性知識進行解碼、編碼和表述，形成可以轉移的“實體性知識”（李瑞林 2022: 53），是能夠被人類以一定符碼系統(tǒng)（最典型的是語言，也包括數(shù)學公式、各類圖表、盲文、手勢語、旗語、巖畫等各種符號形式）加以完整表述的知識。
在翻譯過程中，譯者面對的更多是顯性知識，或“可以通過正常的語言方式傳播的知識”（李海生2012: 7），并在顯性知識的層面履行語言轉換職責。相比之下，對隱于文本內知識的提取和轉換，就要求譯者具備良好的專業(yè)素養(yǎng)、跨文化素養(yǎng)以及嫻熟的語言文字轉換能力，才能將承載其中的價值、意義以新的語言方式 “復原”出來，為特定的讀者群體所認識。二者相輔相成，并非知識的兩個支流。隱形知識構成了發(fā)展和理解顯性知識的基礎，隱性知識與顯性知識之間的緊密聯(lián)系證明，只有掌握必要的共核知識的人才能與他人進行知識交流。對于譯者來說，理解知識的這些概念具有重要意義，因為知識管理領域的理論發(fā)展受不同知識類型之間差異的影響。一般來說，譯者的工作通過顯性和隱性知識兩個層面交互展開，通過翻譯行動，按照目的與語言文化的規(guī)則將隱形的知識外顯，外顯的知識內隱化，在“打破阻礙知識跨國流動的語言障礙方面扮演關鍵的中介角色”（Zhong & Chin 2015: 592）。
翻譯雖然是一種跨語際的知識轉化活動，但其并非只涉及某一類知識，也并不是某類知識的簡單的線性的平面遷移，它還涉及諸多復雜因素，并在多個維度、多個層面上進行，翻譯活動其復雜程度超乎我們的想象。作為知識的“搬運工”，譯者在翻譯過程中，除了需要掌握轉換知識的技巧之外，還需要一種超出技術理性的知識，即知識之知識。美國學者Seaton（2002）就指出，知識轉化的過程要傳達的是“這是我的知識告訴你的”，而不是“這是我所知道的”。因此，如果知識從信源到信宿（即讀者）的過程中，身兼?zhèn)鞑フ呓巧淖g者，如果沒有向讀者解釋提供通往知識的各種路徑，那么知識轉化就達不到它的目的。比如序、跋、注釋、圖表等副文本成分的出現(xiàn)，可以幫助讀者（或讀者）更快捷地接近正文本，對知識的“全景”形成一種整體性的認識�？梢哉f，所有的翻譯活動參與主體（包括作者、譯者、編輯者等）一起合作，將原本的知識“圖景”最大化和最優(yōu)化，為讀者以最小的距離接近那個似乎“無法還原的象”提供智力和技術上的支撐。
4. 建構知識轉化模式的必要性
知識翻譯是一種基于規(guī)則的跨領域社會實踐。譯者在源語與目的語之間轉化知識的同時，開展知識建構行動。那么，這種跨領域知識建構是如何發(fā)生的？在多大程度上和在何種情況下發(fā)生？類似的進程是否有具體的規(guī)則和規(guī)律可供遵循？有關翻譯理論研究的文獻對這些問題少有述及。作為知識轉化的行為者，譯者的聯(lián)想力使得翻譯結果變得無法預料和獨一無二。因此，我們有必要對其中的知識轉化加以分析，這將有助于我們重新認識翻譯規(guī)則、方法和技巧以及翻譯規(guī)律。
為了更清晰地認識知識翻譯活動，我們試圖構建三種各具特色的轉化模式，將各種翻譯實踐行為理論化。此處的“轉化模式”，意指具有明確目的和風格，以特定翻譯行為為對象的模型建構。亦即，翻譯目的不同，將影響譯者的行為，譯者在這三種模式的統(tǒng)領下采取不同的翻譯策略和方法。根據(jù)知識在目的語中得以轉化的程度高低，我們將翻譯行為歸納為仿造、改造和創(chuàng)造三類。需要說明的是，此三種模式只是一種分析性的框架，意在跳出流行的翻譯標準（原則）—策略—方法—技巧的傳統(tǒng)翻譯模式，希望有助于我們探索知識從源語到目的語的轉形、轉型、轉換、轉化規(guī)律。
需要指出的是，這里提出的三種轉化模式，意在將特征相似、目的相似的知識翻譯行為歸為一類，對美國翻譯家韋努蒂（Venuti 1998）提出的歸化/異化策略加以改進和細化，使其更具操作性和針對性。歸化/異化策略從翻譯目的角度，為我們理解翻譯行為提供了宏觀性的理論指導，而轉化模式更能清晰地凸顯譯者的目的，將譯者有意選擇的翻譯策略具體化。然而，這些策略如何在連續(xù)性文本中“落地”，還要視譯者的行為習慣、文化觀念和價值傳統(tǒng)，文本的類型及其承載的知識內容，以及不同國家的翻譯政策、語言規(guī)范和話語表達方式等多種背景性因素的影響。
5. 譯者的知識階位與其知識轉化模式
一般來說，譯者會因受其綜合素養(yǎng)程度的影響，在翻譯活動中選用不同的知識轉化模式，并遵循相應的翻譯規(guī)則（包括標準、策略、方法和技巧），對文本中的知識進行轉換。這里的“翻譯規(guī)則”還可能包括圖書出版方提出的翻譯作品規(guī)范、體例與要求。雖然贊助者或發(fā)起人對規(guī)則加以清晰界定，但譯者到底采取何種方式來轉化知識時又不那么規(guī)范和清晰了，這多半歸因于譯者自身的素養(yǎng)程度。芬蘭學者安德魯·切斯特曼曾受美國德雷福斯兄弟哲學著作《Mind over Machine》中對技能習得五個階段的啟發(fā)（Dreyfus & Dreyfus 1986：19-31），嘗試著將譯者分為五個層級，即新手、高級新手、勝任者、精通者、專家等，引入譯者的翻譯能力培訓(Chesterman 2016: 77-79）。我們不妨借鑒這種分類法，對譯者轉化知識的模式加以考察。
人類認識活動所構成各種的文化形態(tài)、歷史傳統(tǒng)進入文本的內容，在翻譯的過程中，這些內容所蘊含的意義不斷被喚醒和激活，使譯者的認識進入意義增殖的重復發(fā)生的鏈條而經歷翻譯的發(fā)生。在這種意義增殖的任何一個社會領域，行為者都會經歷從新手到專家的發(fā)展階段或進階過程，即在知識增殖鏈條上，沿著數(shù)據(jù)—信息—知識—智慧的鏈條提高自己的認識，實現(xiàn)思維和認知水平的飛躍。當然了，這種飛躍必須基于大量的社會實踐和足夠的領域經驗。譯者在翻譯中能否“把最恰當?shù)闹R在最恰當?shù)臅r間以最恰當?shù)姆绞絺鬟f給最合適的讀者”（張生祥 2016），往往取決于其在知識鏈條上的所處階段。按照知識進階的規(guī)律，我們嘗試著將譯者分為初階譯者（新手型和高級新手型）、中階譯者（勝任型和精通型）、高階譯者（專家型）三類，與信息、知識和智慧三個層次相對應。這種配型只是一種基于翻譯經驗的判斷，不能絕對涵蓋具體的情況。比如說，專家型譯者有時候也會在信息的處理上犯低級錯誤。孟修斯、常凱申、桑卒之類人名的低級翻譯問題就是最好的注腳。①
知識管理界在理論和實踐方面的探索，尤其是揭示和區(qū)分源語環(huán)境和目的語環(huán)境中知識傳播的規(guī)則方面的成果，為我們考量知識的跨文化轉化打開了思路。我們提出這種分析性的歸類方法，主要得益于譯者在各種組織文化背景下轉化實踐和理念的諸多努力�；诖�，我們將各類知識翻譯的模式歸結為下文介紹的三種情況。
5.1以處理信息為主的仿造模式
仿造是最常見的翻譯現(xiàn)象，常見做法是在語言轉換時，采取復制、仿制、模仿的再造方式，遵守忠實原則，盡可能保持源文本中蘊含的知識的“原汁原味”。初階譯者大多會采取仿造的模式，即以源語作者或文本為中心，向知識的源頭傾斜。因為其典型性，可以稱之為仿造模式（reproducing mode）。我們常讀到的佶屈聱牙、艱澀難懂的譯品就是這種再造邏輯的結果，翻譯市場上也大量充斥著硬譯、死譯、亂譯的作品。如果我們將原文或原作視為創(chuàng)新性的知識產品，那么這些再造譯品的系統(tǒng)性復制，就是為了獲得某些方面的競爭優(yōu)勢。比如國內有些出版社以翻譯外包的方式在短期內對經典作品的復譯，并以電子圖書的形式搶灘圖書市場，就是這一種類表現(xiàn)，其翻譯質量十分堪憂。如果表現(xiàn)在學術領域，就是一種思想競爭優(yōu)勢，在技術領域，就是市場競爭優(yōu)勢。國內出現(xiàn)大量的仿真性的學術作品，就是這種再造的結果，當然，正規(guī)引用學術觀點的作品除外。學術仿真類作品主要表現(xiàn)為范式仿造、理論仿造、概念仿造、觀點仿造等多種形式。本質上講，這種行為就是對他人學術“核心技術”的跨語際挪用、盜取、占有、剽竊。在這種模式下的各種翻譯行為，只能停留在對數(shù)據(jù)和信息的簡單處理層面，本質上講，還稱不上真正意義上的翻譯。如果要接近翻譯，還需要譯者提升自身的“內功”，識別知識元，進入知識的內核，然后對其加以跨文化改造和調適。
5.2基于知識本身的改造模式
作為源文本的閱讀者、轉換者和傳播者，譯者通常會采用改造的模式，尤其對中階譯者來說，他們會對源文本蘊含的知識和意義進行語言形式上的變更和改編，以適應目的語文化語境的知識訴求，我們稱之為改造模式（modifying mode）。譯者之所以做出這種決策，大多因為目的語場中缺乏相似的語義選項，使得他們不得不選擇折中方案，對源文本加以調適和改造。本質上講，這種模式是知識轉化的一種實用主義表現(xiàn)，力圖滿足目的語文化、市場及其讀者的知識需求，是一種向需求方傾斜的做法。譯者一般面臨兩難的境地，既要秉持對源文本的忠實，又要滿足目的語讀者的知識需求，在知識復制和知識調適兩者之間搖擺，并備受挑戰(zhàn)（Williams 2007）。
為了提升知識傳播的效度和目的語讀者的接受度，譯者通常圍繞概念重構（re-conceptualizing，移神）、語境再設（re-contextualizing，移境）與情感遷移（empathizing，移情）等幾個方面開展語言轉換工作。
首先，需要譯者依照目的語的文化需要，將源語中的知識要素提取出來，將其概念化，并以目的語的形式融入翻譯文本中。比如專門術語的歸類，文化負載詞的甄別，以及特定領域知識范疇的界定等。概念重構，是將源語文本背景知識“前景化”和潛在知識外顯化，是翻譯實踐的尋常做法（Pym 2005），唯有將源文本中的社會實踐重新概念化和外顯化，幫助源語常識實現(xiàn)在目的語文化中的本土化，以目的語激活它，賦予其新的生命和內涵，才能讓地方性知識注入世界知識領域，成為普適性知識。通常我們通過對單獨概念與普遍概念、正概念與負概念、實體概念與屬性概念、集合概念與非集合概念之間的相互轉化（譚夢 2016：74-79），來實現(xiàn)知識在目的語中的重構目的。這意味著，在知識要素提取前，譯者首先必須具備對源語知識實踐的識別、體察和探索，將其系統(tǒng)化管理，為達到計劃中的意義傳播目標做好準備，必須具備深厚的知識素養(yǎng)，才能做到翻譯的傳神達意。
其次，人們期望轉化的知識能夠在目的語語境中發(fā)揮作用，契合目的語文化的倫理價值規(guī)范，為目的語讀者所接受，最終融入目的語知識體系。語境，是讀者賴以理解文本的關鍵要素。在一個熟悉的語境中，人們一般會更易體會和理解文本，并與文本建立親密的關系。這就需要譯者將提取的知識要素再語境化，保障知識的跨語際轉化；換言之，轉化知識的接受度高低，要視譯者在多大程度上使用語言手段，為讀者提供一個可接受的經驗范圍（scope of experience）。源文本中承載的知識，是原著者經驗范圍的集中體現(xiàn)，這就要求譯者要為目的語讀者構建一個相似的或熟悉的“場景”，避免知識在傳播中的失真或走形。譯者通過各種語言手段重新創(chuàng)設這種“經驗范圍”時，有必要對其加以調整，以適應目的語現(xiàn)有的實踐。比如，傳播學者施拉姆就認為意義溝通實際上是一種經驗溝通，跟沒有調香檳酒的經驗的人談喝調味酒是白費力氣（施拉姆 1984：47）。“經驗范圍”論為知識翻譯中的改寫、譯寫和改譯等提供了理據(jù)。譯者不能一味按照自己的自我經驗行事，還必須考慮目的語讀者能否領會源文本承載的實踐經驗。如果受限于正文本的結構和翻譯規(guī)范要求，這些經驗、體驗還可以通過副文本的方式來補足。在以實用為導向的翻譯活動中，譯者通常采用增譯、略譯或改譯等技巧對源語知識進行改造，迎合目的語讀者的期待，以“視域融合”的方式為讀者們“理解每一種意義的傳遞提供了一個更準確的畫面”（Gadamer 2008：xix）。比如我們要精確完整地翻譯中國領導人講話中的“金句”，就必須考慮不同語境，采用貼切的意譯，才能夠講好中國故事，使外國受眾受到感染和啟發(fā)。比如“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就不能直譯為“Green rivers and mountains are mountains of gold and mountains of silver”。在英文語境中，金山銀山是一種很低格調的追求，不符合高層次追求的文化語境，所以這句話在十九大報告中的譯法是“Lucid waters and lush mountains are invaluable assets”。
再次，高素養(yǎng)的譯者除了要傳神達意和再造語境之外，還要善于移情轉魂，將源文本中承載的情感元素加以語言加工和知識移就，并用詞語活用的多樣修辭手法，在文本與讀者之間搭建情感的橋梁，甚至激活讀者的內在情感成分，讓文本知識在讀者的文化記憶、知識記憶和情感記憶中鮮活起來，并產生情感共鳴。例如，我們在翻譯中國熟語時，就可以采取這種手法。“一貧如洗”被譯為“as poor as a church mouse”，是因為基督教教堂的祭壇上不放置供品，而“富得流油”就可轉換為“as rich as a Chinese temple mouse”，因為中國的佛教寺廟里香火旺盛，供品不斷。這種譯文處理既形象又動人，不僅成功轉移中西文化知識，創(chuàng)設了語境，還將讀者心中的情感激活。在知識翻譯中，尤其是文學作品類，譯者如果做好了移神、移境和移情，翻譯就會漸入佳境。
5.3貢獻智慧的創(chuàng)造模式
翻譯不僅僅是將一種語言轉換成另一種語言。一個稱職的、有經驗的譯者所做的遠不止是逐字翻譯那么簡單。事實上，生產高質量的翻譯是一個創(chuàng)造性的過程。幾乎所有的知識翻譯活動都是圍繞譯者展開的，離不開譯者超語言的理解、選擇、置換工作。在翻譯過程中，譯者調動自己的所有官能和感覺，將個體知識、社會知識、文本知識進行合理的提取、調適和糅合，以合適的書寫方式將深植于語境的源語知識外顯化、前景化，特別是在知識元（knowledge unit）缺失的情況下，更需要拋開形式和意義，創(chuàng)造性地處理源文，創(chuàng)造全新的文本。譯者采取超越文本的翻譯做法，我們稱之為“創(chuàng)造模式”（creating mode）。
這里的“創(chuàng)造模式”，不同于上文提到的“改造模式”。改造模式統(tǒng)領下的譯文雖與原文有異，但在整體上與原文仍有某些關聯(lián)，而且兩種語言所承載的知識在形態(tài)上和內涵上具有某種公約性；而創(chuàng)造模式下的譯文在意義和形式上與源文幾乎沒有多少關聯(lián)，源語所承載的知識對目的語讀者來說是一種“新奇存在”。譯者采用這種創(chuàng)造模式，通常是因為雙語之間缺乏知識對等物或對應項，是通常意義上的“知識缺省”（knowledge default）現(xiàn)象。知識缺省，是翻譯創(chuàng)造模式的必要條件。比如鄉(xiāng)土語言所承載的“土味”知識，對它們的處理就需要超越語言的表征，調整原文部分意義的表達方式和邏輯順序，以符合目的語受眾的閱讀與思維習慣。高階譯者會在這種跨語際轉換中，以智慧的手段巧妙實現(xiàn)知識元在目的語中的跨文化的“意義現(xiàn)身”。
知識以多樣態(tài)、多模態(tài)、多維度、多地域性的方式呈現(xiàn)出來，于是就有多種知識缺省現(xiàn)象；同時，它們又隱身于各種媒介，附著于媒介，有時候又以媒介的樣貌出現(xiàn)在思想流通的場域中，等同于媒介，卻不易被人識別和察覺。由于其復雜性，增加了知識翻譯的轉換和轉化難度，有時候需要我們超越知識本身，以一種更貼近讀者和更有吸引力的方式來調整文本內容，提高它的傳播效果和接受度。僅商業(yè)領域知識的跨文化創(chuàng)譯例子就不勝枚舉，比如公司、品牌、產品的命名和廣告語；跨國活動的名稱、標題和口號；產品宣傳的文案；企業(yè)對外宣傳的新聞稿、公關聲明和領導演講。這些都需要專家型譯者的高超智慧，才能傳神達意，又不失原旨，將文本中承載的知識和價值傳播到遠方。
6. 結語
知識，是翻譯的本質所在，翻譯活動基本上圍繞知識展開�？梢哉f，翻譯活動一開始，就圍繞知識展開，參與知識的生產、流通、傳播、轉移、轉化各個環(huán)節(jié)。譯者在這一知識翻譯活動中扮演關鍵角色，在翻譯規(guī)范和原則指導下，不斷提取和調適個體知識、社會知識和文本知識，采取合適的策略、方法和技巧將這些知識融入文本，并試圖將源語文本中蘊含的隱形知識顯性化，將某些顯性知識隱形化，跨語際生產知識產品，滿足目的語文化的市場需求。如果說揭示翻譯活動的本質，是所有翻譯理論研究人員的主要工作，那么，從認識論出發(fā)，對翻譯活動中知識的跨語言/文化轉化的探索，將為我們研究翻譯提供可行的路徑。（轉載網(wǎng)絡，侵刪）
2025年04月22日